看到清华、北大状元录取人数之争的新闻，又想起几天前堂弟发来的博文，讲他表妹高考高中山东某市探花，才知道现在状元、榜眼、探花人数之众，不仅每省有、每个地区有、甚至到一校一班，真是神州遍地皆状元、榜眼、探花也。比起过去三年一科会试，全国举子来京，等到殿试才御笔钦点出一甲三名可要容易多了。这固然能皆大欢喜，但也会变生难题：过去民间总是流传中状元配公主的故事，要是如今这个形势，得让圣上超生出多少公主才能满足需求啊？这是笑谈，但如今所谓状元之类名头的价值被无限摊薄倒是真的。尤其是高考，要是与科举考试相比，状元之类的名头已几无含金量可言了。

说道此，就要对状元之类的名词溯本求源一番。其实这状元、榜眼、探花是对过去科举殿试一甲第一、第二、第三名进士的通俗叫法。除此之外，科举考试中还有其他一些名头反倒没人提及了。因为科举基本上是分三级考试：地区考试是府试，即考秀才，得中第一名称为案首；乡试即考举人，一省的秀才齐聚省城贡院考试，第一名称为解元；各省举子逢大比之年进京参加会试，即考进士，得中后虽然资格已无悬念，但最后排名次还要考一次，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经过所谓圣裁，最终出炉的这一甲三名才可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所以这殿试因为由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属于国家大典，万众瞩目，从级别层次上讲，现在的高考是无法与之同日而语的。再者，得中一甲、二甲的进士基本上是榜下即用，最次也能混个县处级领导立即走马上任。而一甲三名通常是要点翰林的，即进皇帝的文字秘书班子，不仅级别更高，日后发达的机会也多多。现在高考的头三名无非是进入一些知名大学，虽不至于到毕业即失业的处境，要当上县处级干部或者进中办之类的地方，还是“望断天涯路”的感觉。因此，循名责实，高考产生的这众多前三名以状元、榜眼、探花名之似乎不妥。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目前能与科举考试相提并论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却无如此众多的状元、榜眼、探花现身？而且与高考名次的争相夸耀、大肆宣传不同，公务员考试对此却一向讳莫如深，细节从不披露。仔细想来，国家公务员考试确实不同，是面试定终身。即使笔试考了个状元，恐怕也难过面试关，所以个中自有难言之隐。但令人费解的是，选拔革命接班人这样的重大事项却为何做不到像选拔封建官吏那样的公开透明？

科举考试从唐代开始，至明清已臻完善，尤其是清代，科举考试是选拔各级官吏的最主要途径。不仅在制度程序设计上煞费苦心，严防漏洞；而且对涉嫌舞弊者往往处以极刑，乃至灭门；不仅如此，居然在专制时代还引入了舆论监督。首先府、乡、会试都是中央派员主持，考个秀才也要派钦差提督学政去，杜绝当地舞弊。不仅考生与考官绝无谋面之理，甚至试卷都由抄手抄出，以免通过笔迹舞弊。说到笔迹，还有个故事。因为到殿试阶段，会试得中者基本上是全员录用，只是排名次，书法是考察标准之一，所以要看考生的墨卷，但也要封卷，谁的试卷考官不得而知。清道光年间一次会试，有个四川人叫伍肇龄，少年才俊，成绩很好。恰巧当时主考为大学士卓秉恬，是四川华阳人，考虑到有清一代四川无状元，所以倾向授状元于伍，但伍的书法与同科的河北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相似，待到揭晓，才知状元错授给了张之万。所以当时制度之严，主考也无能为力。可叹伍生不逢时，在今天就能稳稳当上状元公了。而且，有清一代科举弊案并不严重，最有名的咸丰戊午年科场舞弊案还没有近年来的高考泄题、替考等严重，为此，此次主考、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有宰相之誉）柏葰还被斩立决，且牵扯甚广。因此，科举考试的考官对舞弊噤若寒蝉，甚至矫枉过正，主动回避，“走后门”的考生即使论才应中的反而不被录取的例子数见不鲜。而科举考试不易舞弊，更重要的的原因是所有程序、内容都公开接受民间监督。科举考试后，不仅题目、考官和结果公开，而且考生无论得中与否都可领回考卷，得中者的考卷照例刻成《新科墨程》，公开售卖。所以考试是否有舞弊行为，考生与公众能一目了然，倘若引起舆论大哗，就可能酿成大案。

回头再来看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总是遮遮掩掩、秘而不宣，不知有何隐情？决定命运的所谓面试恐怕不能令考试更加公开、公正，而只能为以貌取人、私通关节、暗箱操作大开方便之门了。而至于这是程序设计上的漏洞，还是专为舞弊而设，就不可深究了。难怪山东东营公务员考试饱受争议，还敢公开狡辩，这实在是在挑战公众的智商了。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会辩称面试是由多个考官和评委集体打分，但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按照多年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论大小事项还是要由主要领导一人拍板。正是因为生杀大权往往操于一人之手，加上这样的人事和考试制度，出现王亚丽这样一路靠造假坐到高官，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