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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当下临床医疗中的缺失——也谈“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上周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微信长文引起巨大轰动,迅即在微信和网络热传,甚至荣登“百度百科”,成为农历新年前最为流行的线上公众话题。这篇文章以日记体详细记述了作者的岳父因感冒着凉就医,继而出现肺炎,最后因多器官衰竭而致死亡。患者在近一个月的就医过程中辗转于北京多家医院,从门诊到ICU病房,动用了人工肺等非常规手段,花费了巨额医疗费用,而结果却未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这一最终人财两空的不幸事件,反映了在北京这一中国特大城市就医、诊疗以及医疗费用和医保政策等真实状况并暴露了其中的种种问题,从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医学专家们也纷纷登场对这一病例进行评论和解析,不仅有曾经就诊医院的专家,也有国内的知名专家,甚至搬来海外的医学权威。但是令人颇为遗憾的是,直至今日,对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病例仍未有进一步有价值的医学解释,病因仍确定为“未知病毒”,对患者在各家医院的诊疗过程也未提出明显的异议和质疑,尤其谈到针对这类疾病的治疗则更显得苍白无力,丝毫未超出文中所提及患者应用过的治疗手段的范畴,而治疗建议也停留在对医学完全外行的作者的水平,强调的还是一些常规的预防或疫苗。而谈得最多的却是解释流感如何可怕、致死如何正常,似乎该病例患者的转归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反思这一病例的价值无非是避免着凉、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早就医等常识性措施,对于罹患者就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 
 
然而细读该文发现,这一病例长达近一月的诊疗过程并非无懈可击,其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中医诊疗在这一病例中的完全缺失。这一缺失实际揭示了目前临床医疗两方面的状况。一方面患者、作者以及亲友似乎对中医治病完全陌生。作者不惜大量笔墨详述患者及家人从感冒初起到不治的种种表现和反应,以及自己和亲友在诊疗中的种种努力和沟通交流,甚或在此期间自己的心路历程。而却未提及一句中医,他的亲属和朋友圈中似乎也没有人建议患者尝试用中医中药治疗。作者自称中年,那么应该是70或者80后,并且是目前居住在北京通州的南方人,这固然有个人生长环境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但其六十岁左右的东北籍岳父一家,以及闻之此事的亲朋好友也都对中医中药意识淡薄。这大概也折射出目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群体在就医上从不会考虑应用中医中药治疗。另一方面从医疗机构来讲,这一患者辗转于北京大大小小多家医院,除了大剂量应用抗生素和之后的达菲,就是支持疗法,从未闻及哪家医院曾给予中药治疗,哪怕是辅助性的,更没有哪家医院曾建议患者看看中医。据说其中住过的一家医院还是著名的中医三甲医院,居然也将中医疗法排斥于临床治疗之外了。 
 
而出现这一中医在临床诊疗上缺失的状况,原因恐怕也是多方面的。近年来在医学科普和宣传上的误导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无论是从支持中医的角度或者反对中医的角度,都似乎有意无意地将中医归入调理和养生的范畴,至多是应用于一些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慢性病。实际上,中医首先是一门临床医学,而且在一些常见病和急症的治疗中有着自身优势。特别是这一病例所涉及的外感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从文献资料来看,中医临床治疗外感性疾病有着数千年的丰富经验。中医现存第一部临床著作,也就是被尊为医圣的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所针对的就是当时汉末流行的外感性疾病,而其所述症状和病理的发展演变与现代外感疾病大致相同,所以他提出的疗法和方药至今仍疗效卓著。此后,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与著有《瘟疫论》的明代吴有性等人对中医治疗外感性和传染性疾病又有着重要发展和贡献。尤其到了清代,产生于江南地区的温病学派系统总结和整理了历代治疗外感性疾病的方法,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提出不同于《伤寒论》的治疗外感性疾病的卫气营血诊疗体系,完善了中医对外感性疾病的治疗,令中医在治疗这类疾病上拥有了明显的优势,治疗外感性疾病曾作为一名合格中医的基本功。中医治疗外感性疾病和呼吸系统对症治疗的方剂更是不计其数,如麻杏石甘汤、桂枝汤、桑菊饮、银翘解毒、防风通圣等名方,甚至具有神奇疗效、被誉为“中药三宝”之一的安宫牛黄丸最早就是用于外感病晚期出现昏迷和高热不退。所以这一病例中患者出现高热不退和谵妄,应属于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其实,仅从这一病例来讲,在其各个环节,中医都是有方药可寻的,不至于束手无策。如正确、及时应用中医中药治疗是有可能避免病情的恶化的。因为中医的精华所在就是所谓辨证论治,并非只靠单一方法或药物治疗,要根据每个病人的个体差异确定治法和用药。单纯就感冒初起的治疗,就分为风寒、风热、暑湿等类型,又分为常人感冒和虚人感冒,虚人感冒又细分为阳虚和阴虚等,治疗的原则和方药完全不同。如感冒进一步发展传变,则可根据不同情况依照《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或温病学派的卫气营血辨证确定个性化的治疗和方药。而在这篇文章中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病毒,对中医来讲并不陌生,不仅现代药理学不断证实许多中医方药有着显著和稳定的抗病毒效果;就是从以上提到的中医发展史来看,《伤寒论》和温病学派所针对的伤寒和温病,如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也应是病毒肆虐的结果。所以,中医历史上的重大发展其实都与有效地抗击了病毒的传播有关。对于呼吸系统疾患的对症治疗中医也有明显优势,退热、化痰、止咳、平喘等都有专门的方药。相反,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的是,现代医学在这类疾病中所能应用的治疗手段的贫乏。而且,在承认抗生素对病毒无效的情况下还大量应用抗生素治疗,也未虑及抗生素的毒副作用,在这个病例中,患者早就出现了少尿等症状,继而是多器官衰竭,是否是大量应用抗生素引起了急性肾衰竭,值得探讨。被认为是抗病毒最有效的药物达菲其实是刚刚应用不足20年的新药,其效果和副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并且在这一病例中也未取得疗效。除此之外的所谓支持疗法、人工肺等恐怕不能看作是积极的治疗方式。 
 
反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就感冒来讲,就医和临床医疗处理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差别。就我和我所能接触到的普通人对于感冒初起一般的方式就是在家服用一些常备的中成药,即使去医院就诊,也是中西药联合应用,都能取得良好疗效。当时因感冒而致死确实十分罕见,所以,文章中大多数人认为“感冒死人”简直骇人听闻是不无原因的。我在九十年代初上学时,教授西医课程的老师也曾提及在国外流感的死亡率很高,而中国却没有这种现象,他把这归结为人种的免疫差异。由此可见,在20年前,即使是流感,也还未能造成多少严重后果。而进入新世纪以后,非典的出现令流感也开始造成恐慌。这固然有病毒增强与变异的原因,但临床治疗上的偏狭和成见是否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思考。在缺医少药的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应用中医中药或从中医中药中汲取营养解决了很多医学难题,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流行性乙脑,就是蒲辅周老先生用中医救治了大量患者,因而声名鹊起,成为一代名医。不仅外感性疾病,在一些外科急腹症的治疗中,采用中西医配合方式,疗效显著。而到了开放、多元的新世纪,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从这个病例当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中国临床医疗的进步,反而是趋于保守。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得以自豪的宝贵财富,不仅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生生不息,繁衍疗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对世界医学的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此病例中,我并不认为中医一定能治愈该病,令患者恢复健康,但至少是有一线生机。而囿于门户之见或其它偏见,武断地将有效的中医疗法排除在外,则更不可取,也不是一名临床医生对患者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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