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思享家谈了几点对贵族精神的拙见，不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众多享友热议。与各位的深入探讨，其间也有碰撞和交锋，令我获益匪浅，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内在含义。

 其实，公允地讲，许教授提倡贵族精神并没有错，而且对中国当下来说，也切中时弊，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在时空上产生了些许错位，从而容易让人误解和产生歧义。假如这贵族精神表达为高尚精神或不与某个特定人群进行捆绑，我想应该不会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

 但是宣扬贵族精神确实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古今中外任何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社会都要实行自上而下的精神教化，确立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而这种精神就是要先由上层阶级甚或统治核心率身垂范，从而影响其他社会成员共同遵守，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儒家要求帝王的标准是内圣外王，成为道德上的楷模，继而拥有道义上的绝对权威，才能获得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想必许教授所说的贵族精神就是要表达此意。

 不仅如此，古今中外所提倡的高尚精神均有其相通之处，儒家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公正、无私、善良、正直、宽容、克制等等，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无论价值观有何差异，总是要发扬光大人性的固有之善，而不是提倡争名逐利或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猫论”之类的东西，这只能激发、调动人性之恶。

 孔圣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这些精神为社会上层所倡导，就要先于社会其他阶层在上层社会推行。对于新贵或新富，即许教授讲的所谓暴发户，更是亟待教育和影响的对象，让他们“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夫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这样，即使贫富存在，也能各安其分，高下不相慕。

 并且只有如此，这些精神才不至流于苍白无力的空洞口号，而且社会中权利—义务、权力—责任才能够相匹配。所以，既然义务与权利相联系、责任与权力相联系，那么它们之间的分配和比例也应该是一致与合理的。获得更大的权力（权利），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所以孔圣人在比较君子与小人时，也是以道德尺度的严格与否作为标准的，君子付出的要多得多。但如果上层穷奢极欲、道德沦丧，而向饱受欺凌的百姓们提倡这些精神，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引起愤怒和反抗的烈火。

 因此，衷心希望许教授的声音能传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