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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务与权利相联系、而责任与权力相联系,我极为赞同,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头脑健全的社会成员的共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要与贵族挂上钩,恐怕我又要得出与许教授相左的结论了。

首先贵族享有的不是一般的权利和权力,而是大多数人所不具有的特权,并且他们被痛恨和被推翻的原因恰恰是当他们的特权在不断膨胀而又不履行应尽的责任,这时革命就爆发了。典型的例子正是发生在欧洲,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莫不如此。

而作为其他社会成员,无论以哪种表达方式,似乎更懂得这个义务与权利、责任与权力联系的道理。中国俗语中本份这个词,就充分说明普通百姓作为社会成员,熟知自己应尽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即使是黑社会收取保护费,其实也申明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相反,只想享有特权而不知或不愿尽责往往发生在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身上,也就是贵族。八旗劲旅从龙入关后,后代子孙得到铁杆庄稼的特权——生下来就有了一份钱粮,成了贵族。而四海承平后,也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年移代革,也就逐渐忘了自己应尽什么责任了。   

这个贵族集团经过繁衍生息、不断扩大,为了维系自身,只得横征暴敛,以致掠夺和占有了全部的社会资源,使底层民众不堪重负,永无出头之日。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揭竿而起。

   最后关于自由的问题,许教授举的例子也不大典型。苏格兰贵族反抗英王是民族问题,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恐怕更多的是不愿失去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古今中外的政客们在遭遇政治危机时,最会玩的一手就是挑起民族矛盾,以作为继续奴役子民的籍口。而众所周知,树立起自由理念的西方启蒙运动,并非自贵族始,相反却是以反抗贵族和教会开始的。无论北美的《独立宣言》还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其中对自由的表达无不是以反对特权和专制为目标的。

而反观贵族本身却是一个受到种种限制,而难获自由的群体。不仅日常生活要遵守各项规矩和礼仪,而且为了集团利益还要压制个性,牺牲自己对婚姻、职业等的自由选择。所以,把追求自由定为贵族精神,实在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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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

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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