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前门外肉市街，坐落着北京外城最古老的戏园——广和楼。据考证，广和楼最早建于明代末年，原为巨商查氏的花园，到清代康熙年间改为茶酒戏园，所以名为查楼。至清光绪年间“庚子事变”后，正式改为广和楼戏园。这座戏园历经数百年风雨，上演过这数百年间曾在北京流行过的各类戏曲，从昆曲、弋阳腔、梆子到京剧。上世纪80年代后，还曾改放电影、录像，作过舞厅、游戏厅，见证了中国戏曲几个世纪的兴衰荣辱。清初昆曲名剧《长生殿》就是在这里演出后，作者洪升被治罪、赶出北京，所有观看的官员被革职，成为“可怜一出《长生殿》，便送功名到白头”的著名事件。清末民初是广和楼的极盛时期，堪称京剧艺术家“摇篮”的富连成科班以此作为主要演出场地，观众如云，盛况空前，令这个小小的舞台成就了一大批京剧的名角、大师。与这样一座舞台相称的是，在戏台两侧醒目的台柱上挂有一副著名的对联：上联是“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下联是“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叫拍案惊奇”。此联传为曾作过清逊帝溥仪老师的同治年状元陆润庠所撰，不仅对仗工稳、文字浅近精炼，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更为难得的是，它高度概括了中国戏曲的文化价值与表现内容，精准定位了戏曲的功能作用。

日前，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戏曲文化价值理念的座谈会，多位戏曲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到会，就中国戏曲的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专家们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颇发人深省。虽然各位专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中国戏曲的“教化”作用都予以充分肯定，一致认为中国戏曲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而这正印证了广和楼这副对联的观点：当时的戏曲就是要教导人们遵守中国儒家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服务。戏曲的社会价值也正在于此。

中国戏曲是门独特的艺术，用学贯中西的大师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就是“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既然是讲故事就必然要在故事中表达一定的思想和观点，抒发爱恨情仇、评判是非曲直；有颂扬、有鞭挞，而这一切的根据便是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而且戏曲的时代感非常之强，一出新戏的产生都是紧扣时代背景的。座谈会上，一位专家坦言，当年之所以涌现了一大批类似《天仙配》故事的新戏，就是为配合宣传当时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而作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为达到教化和普及的目的，不能只是一些苍白枯燥的教条和规定，它需要一定的载体和能深入人心的表现形式，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自动接受这些伦理道德规范并践行之，而戏曲恰恰能承担起这一功能。戏曲通过展现真实感人的故事，演员在台上塑造各种形象、现身说法，引起观众的共鸣，令其自然产生是非善恶的判断和与当时伦理道德相契合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座谈会上专家们所提到的“戏以载道”“中国戏曲是中国人的《圣经》”。

广和楼这副对联所强调的正是中国戏曲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紧密关系。据广和楼不远的北京和平门外还有一座差不多与其同时代的古老戏楼——正乙祠，也在台柱上挂有一副著名楹联：“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戏曲演绎的是悲欢离合，而带给观众的是抑扬褒贬。因此，中国戏曲和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二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

近二三十年来，不断有人慨叹中国戏曲的江河日下，大多将其归因为内容太老、形式太旧，与时代脱节，但近年尝试大胆创新的新戏也大都乏善可陈。所以，中国戏曲的衰落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外，窃以为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缺失和社会价值观的迷失令背负着“教化”责任的戏曲无所适从。过去，中国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自五四之后，百年以来就一直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批判，迄今已消亡殆尽。而百年来似乎并未形成一个取代原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完整体系。尤其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是信仰危机、诚信缺乏，其所造成的结果也绝不只是戏曲的衰落这么简单了。